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渐觉 一作:渐变;鸾镜 一作:鸾鉴)

译文与注释

译文
城上春光明媚莺啼燕啭,城下碧波荡漾,波涛拍打着堤岸。绿杨芳草几时才会衰败?我泪眼迷蒙已是愁肠寸断。
人到晚年渐觉美好情怀在衰消,面对鸾镜惊讶昔日年轻容颜已改。想当年曾因多病害怕饮酒,而如今却唯恐酒杯不满。
注释
玉楼春:词牌名。《词谱》谓五代后蜀顾夐词起句有“月照玉楼春漏促”、“柳映玉楼春欲晚”句;欧阳炯起句有“日照玉楼花似锦”、“春早玉楼烟雨夜”句,因取以调名。亦称“木兰花”、“春晓曲”、“西湖曲”、“惜春容”、“归朝欢令”等。双调五十六字,前后阕格式相同,各三仄韵,一韵到底。莺语:黄莺婉转鸣叫好似低语。
拍岸:拍打堤岸。
鸾镜:镜子。古有“鸾睹镜中影则悲”的说法,以后常把照人的镜子称为“鸾镜”。朱颜:这里指年轻的时候。
芳尊:盛满美酒的酒杯,也指美酒。
译文二

  城上眺望,风光大好,黄莺儿的叫声乱成一片。城下湖面上烟波浩渺,春水烟波浩渺,春水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令人伤怀的青青杨柳如绵绵芳草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没有呢?我眼中充满泪水,愁绪袭来,先就使我肝肠寸断了。

  我觉得自己的情怀渐渐像个老人,没有生气了。还吃惊的发现镜子中昔日红润的容颜,在不知不觉中改换了,已变得如此憔悴苍老。往年,我体弱多病,讨厌去碰那美酒金杯,如今杯儿在前,却唯恐酒斟得不满。

鉴赏

  此词以极其凄婉的笔触,抒写了作者的垂暮之感和政治失意感伤。全词上片伤春,下片写人,词中“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意象无不充满绝望后的浓重感伤色彩,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的艺术特色。

  此词写得“词极凄婉”,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

  词在上片前两句写景,意思只是说,城头上莺语唧唧,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是一派春景。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而不是因景生情,因此用粗线条勾勒春景,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在毛病。

  另外,作者对景物描写这样处理,仍有一番匠心在。首先,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描绘春景,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其次,又斟酌字句,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显得抽象朦胧;听的是莺语、涛声,显得具体真切。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并非着意赏春,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使他无计避春,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过不经意,其蔽也褦襶。不经意而经意,易;经意而不经意,难。”钱惟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经意而不经意”的境界。

  下面两句开始抒情,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如“芳草年年与恨长”(冯延巳《南乡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这些句子都比钱惟演的来得深婉,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描写直接引发的,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徵之声”,把词推向高潮,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

  下面的前两句仍是抒情,这比上片更为细腻,“情怀渐觉成衰晚”,并不是虚写,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钱惟演宦海沉浮几十年,能够“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见欧阳修《归田录》),靠的就是刘太后,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惟演确实是致命的一击。一贬汉东,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一生“雅意柄用”的钱惟演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鸾镜朱颜惊暗换”,亦徐干《室思》诗“郁结令人老”之意,承上句而来。人不能自见其面,说是镜里面而始惊,亦颇入情。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

  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收得极有分量,使整首词境界全出。用酒浇愁是一个用滥了的主题,但这是运用得却颇出新意,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形成强烈对照,写得直率。以全篇结构来看,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由粗及细,层层推进,最后“点睛”,形成所谓“警策句”,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祁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加以比较,认为宋祁的两句更为委婉(见杨慎《诗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两首词所表达的意境是不相同的。宋祁是着意在赏春,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但整首词的基调还是明快的。而钱惟演则是在因春伤情,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从这点说,两者各得其妙。其实,词写得委婉也好,直露也好,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

  这首遣怀之作,在遣词造句上却未脱尽粉气,芳草、泪眼、鸾镜、朱颜等等,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实际上它只是抒写作者的政治失意感伤而已,反映出宋初纤丽词风一般特征。

赏析

  这首词是作者临死前不久的一首伤春之作。上阕由景入情,下阕直抒愁怀。“情怀渐觉”、“衰晚”,一“渐”字,表达出时间的推移催老世人的历程,接着,作者又惊异地发现镜中“朱颜”已“暗换”,进一步表达“衰晚”之感。“今日”虽仍有病,可愁比病更强烈,因而不顾病情而痛饮狂喝,将全词愁绪推向高潮。

  作者一生仕宦显达,晚年被贬外放,自觉政治生命人生旅途都到了尽头,因作此词,借悼惜春光抒发他无限的迟暮之悲。词中用清丽的语言描绘了春声、春色,首句的“乱”字用得极好,将春景渲染得十分生动热闹,而群莺乱啼已是暮春天气,这里也暗含春光将尽之意。作者又用明丽的景色来反衬自己凄黯的心情,以及对于年光飞逝、生命无多的感伤。末二句以借酒浇愁来表现他无可奈何的心境,又隐约地显示了他对生命留恋,尤其传神。整首词情调极其凄婉。

  上片起首两句,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着墨,声形兼备、富于动感地描绘春景,勾勒出一幅城头上莺语阵阵、风光无限;城脚下烟波浩淼、春水拍岸的图画,使读者隐然感觉到主人公的伤春愁绪,从而为下文的遣怀抒情作好了铺垫。

  上片结末两句转而抒情,言绿杨芳草年年生发,而词人已是眼泪流尽,愁肠先断,愁惨之气溢于言表。从表现手法上讲,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情致极为凄婉。此二句由景入情,词意陡转,波澜突起。

  过片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感叹老之已至,抒写了词人无可奈何的伤感情怀。从中可以窥见,一贬汉东,默默无闻,大势已去,这对于曾经“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的作者来说,打击是多么巨大。结拍两句将借酒浇愁这一司空见惯的题材赋予新意,敏锐而恰切地扣住词人对“芳尊”态度的前后变化这一细节,形成强烈反差,由景入情,画龙点睛,传神地抒发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云:“侍儿小名录云:‘钱思公谪汉东日(指钱惟演晚年谪随州),撰《玉楼春》词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往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酒阑歌之,则泣下。后阁有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也。遽言:“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即《玉楼春》)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州。’”可为此词注脚。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死。仁宗随即亲政,并迅速清除刘太后党羽。钱惟演是刘太后的姻亲,自然在劫难逃。九月,他因为擅议宗庙罪而被免除平章事的官职,贬为崇信军节度使,谪居汉东。不久,其子钱暖被罢官,姻亲郭皇后被废。该词就写于这个时期,抒发了作者政治失意的绝望之情。作品借丽景抒哀情,首句以一“乱”字,就将暮春之景渲染得有声有色,同时也以此反衬自己年华将逝的凄黯心情,从而形成强烈对比,凄惋动人。

讲解

  词人晚年情怀,衰颓困苦。钱惟演对仕途有浓厚的兴趣,一生以未能当上宰相而遗憾。他的阿谀奉上,效果适得其反。太后听政时,钱惟演就因与太后攀亲备受舆论攻击,被赶出朝廷,宋仁宗亲政后更是屡受打击。所以词人晚年心气很不顺畅,这首词就是他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创作出来的,是他仕途挫折时内心困苦愁怨的抒发。

  春天来临之后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景色,都仿佛在搅乱词人的心绪、牵引出词人的愁怨。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词人当年在京城高官厚禄时也曾经领略过。相形之下,人生不得意之际的春色只能牵引出对往日的回忆留恋,这也就增加了作者眼前的痛苦。情急之下,词人不禁无理地责问“绿杨芳草”何时了结,也就是说恼人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去,这一问也就问出了他内心愁苦的深度。

  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推托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老上。每次照镜,他都要为此惊叹。剩下惟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尊”即“樽”),借酒消愁。然而,只恐“举杯浇愁愁更愁”。依据词人眼前的心境,读者是可以推想而知的。于是,语尽意未尽,绵绵愁意溢于言外。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时期的词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创作背景

  此词是作者晚年谪迁汉东(指随州,今湖北随州)时所作。公元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崩,仁宗开始亲政,即着力在朝廷廓清刘氏党羽。与刘氏结为姻亲的钱惟演自然在劫难逃。这首词正是作于此时,离钱惟演去世不到一年。

钱惟演
  钱惟演(977—1034)北宋大臣,西昆体骨干诗人。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忠懿王钱俶第十四子。从俶归宋,历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累迁工部尚书,拜枢密使,官终崇信军节度使,博学能文,所著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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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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