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而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徒，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唐会昌中，刺史李渍为《荇溪记》，云水出永阳岭，西经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有淮南，淮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而然邪？想其葭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

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

门前罢亚十顷田，清溪绕屋花连天。

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

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

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

恨君不识颜平原，恨我不识元鲁山。

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山色江声相与清，卷帘待得月华生。
可怜一曲并船笛，说尽故人离别情。

梦中往事随心见，醉里繁华乱眼生。
长为风流恼人病，不如天性总无情。

怅望送春杯。渐老逢春能几回。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景物登临闲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