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作者自己。作者当年知扬州府时,以文章名冠天下,故自称“文章太守”。曾在平山堂挥笔赋诗作文多达万字。后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无可否认,这两句是抒发了人生易老、必须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是由于豪迈之气通篇流贯,词写到这里,并不令人感到低沉,反有一股苍凉郁勃的情绪奔泻而出,涤荡人的心灵。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幽客疑中坐,农人野外居。报来禾近种,城去麦堪锄。
夏色归舟壑,春光逐碧虚。君开山海记,共我摘园蔬。
家近西湖去欲飞,到山心却为山迟。看禅弟子人休问,正是龛中作梦时。
江南在处烟波好,浪迹先生不上船。近就阖闾城下宿,可怜霜月夜娟娟。
江山无穷期,游子去安适。征衫挹新爽,小艇破远碧。
濛濛烟雨细,黯黯湿云积。晴光晚忽霁,秋色淡无迹。
香过茭叶青,响入荻花白。近水千家出,穿桥一径僻。
鱼虾足飨飧,妇子自晨夕。人生本安间,嗟尔远行客。
绝粒十四朝,赋诗何舂容。孔孟不我弃,文谢今相逢。
大道真受授,一节难自封,钦哉契前哲,祀祭先卧龙。
下水苦逆风,上水苦冻雨。雨冻手足僵,竟日行十里。
岸花歇众芳,磷磷见水底。勉力事宵征,众声合邪许。
孰知舟中人,心更劳胼胝。一官不自爱,致身等腐鼠。
空歌《行路难》,艰辛用自取。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