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鲦亭记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

  吾兄晦叔,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壮矣。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

  今吾兄家荆州,临大江,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的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何哉?盖其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乎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则其心岂不浩然哉!

  夫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则水波之涟漪,游鱼之上下,其为适也,与夫庄周所谓惠施游于濠梁之乐,何以异! 乌用蛟龙变怪之为壮哉! 故名其亭曰“游鲦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记。


译文与注释

译文

  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岷山的导江是其中的一条。导江流出荆州地界,汇合了沅江、湘江,又汇合了汉水、沔水,最后流入大海。它浩渺无际,是蚊龙水怪的托身之所,江上波涛昏暗,变幻无端,是多么雄壮啊!这是勇敢者的景观。

  我哥哥晦叔为人刚直不阿,好讲义气,勇敢而有大的志向。能够读懂以前的史书,知道时代兴衰变化的脉流。听他说话,就会感觉茅塞顿开。他困于地位卑下,终身未找到用武之地,但心胸也够雄壮的了。雄壮者不登上峻伟的山峰,不面临万里长河,便不能心情舒畅。

  现在,我哥哥住在荆州,靠近长江,但他舍弃浩渺无际、放纵不羁、勇敢者乐意的雄壮景观,而正在划地造池,方圆不到几丈大,并在池上建造亭楼,反而以此为乐,这是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他击壶吟唱,袒胸饮酒,陶然自乐,感觉不出浩渺无际的江河伟大,方圆几丈的亭楼局促,他的胸襟难道还不伟大吗?

  目睹富贵荣华而不动摇,身处下位窘境而心胸博大的人,是真正的勇敢者。既然这样,那么水波轻轻荡漾,游鱼上下畅游,其舒适,与庄周所说的惠施在濠梁游赏时感受到的快乐,又怎样来区别呢?难道只有鲦鱼变幻无穷才算雄壮吗?我因此把他的亭子命名为“游鲦亭”。景佑五年四月二日,记于船上。

注释

游鲦(tiáo):指悠然自得的游鱼。鲦,鱼名,指一种生于淡水的小白鱼。

禹之所治大水七:夏禹治水,疏导了黄河、汉水、渭水等七条大川。

岷(mín)山导江:相传大禹治水,凿山疏流遍九州,“岷山导江”为其功劳之一。见《尚书·禹贡》。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

汪洋:形容水势很大的样子。

诞漫:广阔无边的样子。

凭:依托,依仗。

晦冥:阴沉,昏暗。

晦叔:作者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

豁如:明白,晓悟。

无所用以老:一直到老都得不到重用。

祟高:高大。

适:恰当,适当。

荆州:州名,州治在江陵(今湖北江陵)。

规地为池:意为在地上挖池。

击壶而歌:形容抒发壮怀或不平之情。典出《晋书·王敦传》,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

解衣而饮:脱衣饮酒。喻不拘行迹。

陶乎:沉醉的样子。

方丈:一丈见方。形容狭窄。局局促,狭小。

浩然:宽广,豪迈。

涟漪:水面的波纹。

适:安闲。

濠(háo)梁之乐:指别有会心的自得境界。典出《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乌:何。

舟中:作者于赴乾德途中。由夷陵赴乾德应溯汉水而舟行。

赏析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创作背景

  这篇散文作于景祐五年(1038),是年十一月改元“宝元”,故一作宝元元年。景祐四年十二月,汴京发生地震。这在笃信“天人感应”的当时。被看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某种警示。于是,直史馆叶清臣上疏道:“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口不敢言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此前,因范仲淹被贬,公为之辩护,于景佑三年(1036)被贬峡州夷陵令。叶清臣的奏疏被仁宗采纳。因此,欧公与范、余得以从偏远之地,移到了距京城相对较近的郡县。公于五年三月,赴任乾德县令(今湖北老河口市)。船到江陵,年长二十余岁的同父异母之兄欧阳昺,前来迎候,便在此小住几天,并写下此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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