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

唐代·杜甫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
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
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
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
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译文与注释

注释

上句“有”字喑含讽意，揭出功业的罪恶本质。“旧丘”犹“故园”，即“老家”。
召募，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扩（音廓）骑”。蓟门，点明出塞的地点。其地在今北京一带，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
这两句模仿《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辕”的句法。
道周，即道边。
斑白，是发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头。
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庶羞，即莱肴。白居易诗“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
别有赠，即下句的“吴钩”。“别”字对上文“庶羞”而言。
吴钩，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深喜所赠宝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愿，所以“含笑”而细玩。
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
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
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这两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现出那千军万马的壮阔军容，下句化用《诗经》的“萧萧马鸣”，加一“风”字，觉全局部动，飒然有关塞之。
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
因为要宿营，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队。
因军今森严，故万幕无声，只见明月高挂无中。上句也是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令严”的。
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
大将，指召募统军之将。“嫖姚”同“剽姚”，汉武帝时，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故以为比。
“古人”“今人”都指边将说。重高勋，即贪图功名。《昔游》诗所谓“将帅望三台”。因贪功名，故边疆多事。
边将贪功，本该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说“岂知”。有怪叹之意。“亘”是绵亘不断。
天地四方为“六合”，这里指全国范围以内，全国既已统一，便无出师必要，但还要孤军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对照。
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军”来，貔，音琵，即貔貅，猛兽，这里比喻战士。边将贪功，人主好武，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勇，是勇往：所闻，是指地方说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汉书：张骞传》：“天子（武帝）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乃发间使，数道并出。汉使言大宛有善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即此“所闻”二字的本意。
大荒，犹穷荒，过去所谓“不毛之址”。
《安禄山事迹》：“禄山包藏涡心，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诗句当指此。
玄冥，传说是北方水神，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这两句要善于体会，因为表面上好像是对皇帝效忠，其实是讽刺，正如沈德潜说的：“玄冥北，岂可开乎？”
上既好武，下自贪功，故奏捷日至。《通鉴》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四月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十四载四月奏破奚、契丹。”
点破“献凯”只是虚报邀赏。两蕃，是奚与契丹；静无虞，本无寇警。
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一带。其地尚武，多豪士侠客，故日豪侠地。
辽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来东吴，来自东吴。
周代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里泛指安禄山豢养的爪牙和家僮。罗和练都有光彩，故曰“照耀”。这以上几句，写禄山滥赏以结人心。《通鉴》（同上）：“天宝十三载二月，禄山奏所部将士勋效甚多，乞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即其事。
主将，即安禄山.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他开始。
上都，指京师，即朝廷。凌，凌犯，目无朝廷。
写禄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来俯制众口，当时本有人告安禄山反，玄宗为了表示信任，反将告发的人缚送禄山，因之“道路相目，无敢言者。”（见《禄山事迹》）
是良家子，故不肯从逆：出师多门，故能揣知主将心事。二句是下文张本，多门，许多门道，有多次意。
益，是增益，“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愁思，即忧虑，是名词。
所忧在国家，放觉身贵上不值一说。下二句正申“不足论”。
跃马，指身贵，兼含从军意，刘孝标《自序》：“敬通（冯衍）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
坐见，有二义：一指时间短促，犹行见、立见：一指无能为力，只是眼看着：这里兼含二义。长驱，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阳行将沦陷。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间读去声，间道归，抄小路逃回家。
这句直照应到第一首。初辞家时，进庶羞的老者，赠吴钩的少年，都不见了，一切都完蛋了。
恶名，是叛逆之名，禄山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性质，这个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鉴赏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创作背景

　　《后出塞五首》当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的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