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徐无党南归序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 而忽然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于人。既去,而与群士试于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译文与注释

译文

  各种草木鸟兽被归类为“物”,而世间众人被归类为“人”,他们生存在世时虽有分别,然而到了死亡时却很相同,全部也都变成腐朽、消亡殆尽的地步。而圣贤身处世人之中,他们也需要面对这种生死变化,然而却和各种事物及世人有分别——他们能在精神、功业上永垂千古,时间再久也能够留存。圣贤能够长存不朽的缘故,就在于他们建立德行、功业或著作了。一个人能努力修炼个人操守的话,一定能有所成就;若要建立个人功业,却是受社会情况限制;若要行文传世的话,则被个人天赋所约束。有些人能建立功业,却未必有著作留下。看《诗》、《书》、《史记》等著作所记,当中有多少人是善于著作的呢?至于有高尚德行的人,更未必能建立功业,又有著作传世的了。孔子的弟子中,有能建立功业的,有能著书立说的。就以颜渊为例,他独居穷宅时挨饥受冷;在与人相处时又整天沉默寡言,旁人也许以为他愚笨无能。然而当时孔门中众多弟子都极其尊重颜渊,无人敢与他相比。就是后世千百年来,也没有人能在德行上能胜过颜渊。由颜渊能够永存不朽的原因来看,固然不是凭借他的功业,更不必说是著作吧?

  我曾读《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等著作,见当中列举上古至今有著作流传的文人,其作品有多至百余篇,也有少的约三四十篇。然而文人虽多不胜数,大部分的作品却已随时间而散失消亡,至今只存留百分之一二而已。我悲叹这些作者,他们的文章虽然华丽,但好像花木被风飘散,鸟兽鸣叫掠过耳边一样,只得短暂停留人间。他们创作时竭尽心力,这又和世人为生活 忙忙碌碌有何分别呢?而且最后也或早或迟地面对死亡,他们的情况和草木、鸟兽、世人一样;全部归于泯灭消失,可知道“立言”实在是不能够依靠的。现今追求学问的人,他们全部羡慕古代圣贤能够名声不朽,可是只懂用一辈子功夫在著述文字方面,那真是可悲的了!

  你(徐无党)从小便跟随我学习,写的文章,已经颇得别人称赞。学成后,又在礼部应考科举;名列前茅,从而名声显著人前。你的文章日渐进步,有一种如泉水涌出山间的气势。不过,我希望借本篇文章挫一挫你的锐气,和勉励你求学之道,因此在你南归之时赠送这篇文章给你。同时,我自己相当喜爱为文写作,因此也用本文来警示自己一番。

注释

一:全,都。

澌尽:全部消失。澌,尽。

泯灭:消灭净尽。

逾:通“愈”。

不朽:不可磨灭。

有得:指能成功。

政事:冉有、季路。

陋巷:狭小的巷子。

肱(gōng):指胳膊。

待:凭借。

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

工:工巧。

汲汲营营:心情急切地营求不已。

为:写。

见:助动词,表被动。

文辞:文章。

摧:折,抑制。

赏析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创作背景

  该文作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是当时作者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徐无党,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庆历初(1041年后)师从作者学古文,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及第,为作者编撰的《新五代史》作过注释。此次南归故里,作者作序赠别。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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