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官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官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官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官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官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叟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官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叟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官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官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官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官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叟情”,亲近“野叟情”。所以,“铲削去时官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叟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
汪元亨(生卒不详),元代文学家。字协贞,号云林,别号临川佚老,饶州(今江西鄱阳)人元至正间出仕浙江省掾,后迁居常熟官至尚书。所作杂剧有三种,今皆不传。《录鬼簿续篇》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世,见重于人。现存小令恰一百首,中题名「警世」者二十首,题作《归田》者八十首。他生当元末明初乱世,从今存散曲内容看,多警世叹时之作,吟咏归田隐逸生活。在艺术上,其散曲风格豪放,语言质朴,善用排比,一气贯注:有些则潇洒典雅,情味浓郁,互文比喻,耐人寻味。
独茧丝为弦,九窍珥为轸。弹风松飕飕,听水流泯泯。
欣者举袖舞,悲者欲涕陨。若此辄动人,干时固能准。
虞舜今在上,南薰思无尽。
新晴可步履,杖策穿云林。萧斋有达士,六合涵胸襟。
东偏辟小窗,广袤不盈寻。片石远山意,寸池沧海心。
乃知一芥子,可纳须弥岑。归鸿目不尽,为尔发微吟。
灵境閟空寂,云门入中峰。玩奇事幽赏,因得相过从。
方以静中趣,共忘尘外踪。攀登散情性,语笑谐心胸。
萧条林木昏,群物生秋容。暝色半潭雨,寒声双涧松。
行吟送落叶,归思闻疏钟。莲社有佳约,东林期再逢。
又作卢敖汗漫游,雄风相送海山头。衣冠衮衮成嚣市,椰竹萧萧近暮秋。
且向穷荒寻礼乐,敢将长揖傲公侯。年来我已然犀倦,为语支祁不用愁。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