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译文与注释
译文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谋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赏析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谋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谋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谋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谋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谋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谋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热饮一两盏，冷吟三五声。
铺花怜地冻，销玉畏天晴。
好拂乌巾出，宜披鹤氅行。
梁园应有兴，何不召邹生？
先人有敝庐，涪水之东边。我罢汉中守，归此聊息焉。
是时五六月，赤日烘遥天。山川尽?燥，草木皆焦燃。
尘襟既暂解，胜境乃独专。高林抱深麓，清荫密石绵。
层岩敞户外，浅濑流窗前。邀客上素琴，留僧酌寒泉。
竹簟白石枕，稳处只屡迁。忽时乘高风，远望立云烟。
野兴极浩荡，俗虑无一缘。气爽神自乐，世故便可捐。
却忆为吏时，荷重常满肩。几案堆簿书，区处忘食眠。
冠带坐大暑，颡汗常涓涓。每惧落深责，取适敢自便。
安闲获在兹，恍若梦游仙。行将佩守符，复尔趋洋川。
山中岂不恋，事有势外牵。尚子愿未毕，安能赋归田。
异代神犹赫，当年勇绝伦。玉驹随战伐，金槊剪荆蓁。
麟阁勋名旧，龙池庙貌新。表章勤柱史，伏腊走村民。
画壁威灵在，丰碑纪述真。石墙围白草，虚砌照青燐。
旨酒供溪水，嘉蔬摘渚蘋。临风聊以荐，好为净边尘。
中郎坟籍痛飞灰，赖有文姬诵忆来。更得赏心高韵事，爨烟声裹辨琴材。
长安城中晨鼓响，马后红尘高十丈。吴侬为尔去烟波，卧听樵青闲荡桨。
醉来即唱沧浪歌，平生志愿今无多。鹪鹩不巢上林树，鸒斯不啄玉山禾。
是身渺焉寓天地，何殊太仓之稊米！野人本乏济时策，孰谓要君徵不起？
所以汉光武，不强严子陵。放归江湖从所志，千年万年呼客星。
圣人在位，麟凤在野。洛既出图，河复出马。普天率土遂其生，四灵咸集依至化。
唐尧垂拱而在上，禹稷忧勤而在下。当时天下所不臣，亦有临流弃瓢者。
操艺逢时与命违，恬然心思不求知。两魁文赋今仍在，正是诸孙堕泪碑。
玉镜鸾新，晶帘燕悄，朝露袭人兰气。欲效当年，京兆闺房韵事。
入时宜、最要长蛾，喜宫样、匀分八字。占风流、石黛南都，生花妙笔殷勤试。
春风吹上眉妩，掩映明眸皓齿，花钿云髻。浅笑轻颦，流盼更添娇媚。
临瘦月、波剪秋痕，带远山、柳舒晴翠。祝相庄、鸿雁长齐，孙曾同寿介。
铜雀台瓦良研田，此瓦乃在铜雀先。色青而紫厚以寸，池窊半月潴松烟。
磨墨如暗欲雨润，瑟瑟缀若明珠悬。诸花香处呼璧友，沈檀之匣铭词镌。
竹垞目以宴友瓦，得毋考据讹相沿。文曰建安三年造，斯时河北方炎炎。
袁曹两雄不相下，土木何得兴戈鋋。吾闻南皮有台二，或者袁候之遗埏。
当其虎视冀州日，官渡未战犹瓦全。穹窿百尺用侦敌，吸尽兵气归陶甄。
相传夜深发光怪，异香腾作龙蜿蜒。野火烧残败苔渍，争墩一例言詹詹。
否则陈因太仓粟，鸠工适值浮瓜年。区区胡椒且八百，况乃瓴甋崇观瞻。
五官中郎敬爱客，想见射雉同游畋。哀来乐往感丝竹，金碧鳞鳞辉画檐。
不知何时琢为砚，残膏一滴江湖沾。宜城驿入昌黎记，景山赠赖欧公传。
世间古物等飘瓦，获之奚翅真珠船。呜呼！人生安得如汝坚，背有汉隶神宛然。
缁布纹深尾则断，亦犹割据留山川。袁家父子固豚犬，曹家兄弟终猜嫌。
流连香履有深意，木妖早兆漳河堧。知君好古自一癖，岂以人废相针砭。
魏三祖集君所弆，曩者汉上遭师熸。呜呼！一得一失皆前缘，非此那伴君家毡。
会看涤笔记神砚，压到寿贵公侯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