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救赵论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译文与注释

译文
评论者拿盗窃兵符一事做为信陵君的罪过,我认为凭这一点还够不上拿来责罪于信陵君的哩。那强劲的秦国暴虐到极点了,如今把其所有的兵力来压于赵国,赵国肯定会灭亡。赵国是魏国的屏障,赵国亡了,那么魏国将要步其后尘;赵国与魏国,又是楚、燕、齐各国的屏障,赵、魏亡了,那么楚、燕、齐各国就得步其后尘了。天下的形势,再没有岌岌可危到像当时一样的了。因此,救赵国,也就是用以救魏国;救这一个国家,也就是用以救六个国家啊。盗窃魏国的兵符来解脱魏国的祸患,借用一国的军队来分担六国的灾难,这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么信陵君真的没有罪过吗?回答是:这话又不对了。我所责备的,是信陵君的心啊!信陵君不过是一个王室公子罢了,魏国自有其君王的嘛。赵国不请求于魏王,而不断地恳切求救于信陵君,这说明赵国只知道有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呢。平原君用亲戚情分来激将信陵君,而信陵君也自己为了亲戚的原故,想急于救赵,这说明信陵君只知道有自己的亲戚,不知道还有个君王。他的盗窃兵符,不是为了魏国,不是为了六国,而是为了赵国才如此;其实也不是为了赵国,只是为了一个平原君罢了。假使祸患不在赵国,而在其他国家,即使撤销了魏国的屏障,撤销了六国的屏障,信陵君也必然不会去救他的。假使赵国没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不是信陵君的亲戚,纵然赵国亡了,信陵君也必然不会救他的。这就是说赵王及其国家的轻重,不能比得上一个平原公子;而且魏国的军备原是依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国家的,如今却拿来供信陵君的一个亲戚使用了。幸而战胜了,还算是可以的;如果不幸而战不胜,做了秦国的俘虏,就是倾覆了魏国几百年来的国家命运来殉葬于自己的亲戚。如果这样,我不知道信陵君用什么来回答魏王呢?!盗窃兵符的计谋,那是出自侯生,而由如姬来完成的。侯生教魏公子来盗窃兵符,如姬在魏王卧室里替魏公子盗窃兵符,是这两个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啊。我认为信陵君如果为自己打算,不如用赵、魏两国唇齿相依的形势,以激发、上谏魏王,如果不听,就用他本人的想为赵国而牺牲于秦国军中的心愿,而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就必然会醒悟了。侯生为信陵君打算,不如朝见魏王来劝说他救赵,如果不听,就以想为信陵君而死的心愿,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必然醒悟了。如姬既有意于报答信陵君,不如乘魏王的空闲时,日日夜夜劝他救赵,如果不听从,就用想为公子而死的心愿,而死在魏王面前,魏王也必然醒悟了。这样做,就使信陵君不辜负魏国,也不辜负赵国;侯生等二人不辜负魏王,也不辜负信陵君。为什么不提出这种计划呢?信陵君只知道有做为亲戚的赵国,不知道有魏王;里边则有宠幸的侍妾,外边则有邻国,低贱者则有像夷门监侯生等乡野之人,又是都只知道有个魏公子,却不知道还有位君王。这就是魏国仅仅有一个孤立的君王罢了。啊!自从世运衰败以来,人们都习惯于违背公益而甘心死于私党的行为,却忘掉了守节义而奉公的道理。于是就形成只有重要的宰相而没有具有权威的君王,只有私仇而没有义愤的局面。例如秦国人只知道有穰侯魏冉,而不知道有秦王;虞卿只知道贫贱时的老朋友,而不知道有赵王。这乃是君王好像旗子一样地被人把持着已经很久很久了。由此说来,信陵君的罪过,原不在于兵符的盗窃与否,若是为了魏国,为了六国,纵然是盗窃兵符,还是可以的;若是为了赵国,为了一个亲戚,纵然请求魏王,并且公然得到了它,也是有罪过的。虽是如此,魏王也不得以为是没有罪过的。兵符既藏在卧室之内,信陵君怎么能盗窃了呢?信陵君不害怕魏王,而居然直接请托如姬,这是他平日已看到魏王的疏忽了。如姬不害怕魏王,而敢于盗窃兵符,这是她素来仗恃着魏王的宠爱。木头枯朽了,然后蛀虫就生出来了。古代的君王手握重权,而宫廷内外没有敢不肃敬的,那么信陵君怎能建立私交于赵国呢?赵国怎能私下求救于信陵君呢?如姬怎能承受信陵君的恩惠呢?信陵君怎能施卖恩德于如姬呢?《周易》的所谓“履霜,坚冰至”(踩着路上的寒霜,就意味着坚固的冰块将要出现了)的逐渐形成的道理,难道说“一朝一夕”就会突然发生的吗?由此说来,不只是众人不知道有魏王,连魏王也自以为是个被把持着的旗子呢。因此,信陵君可以做为人臣结党营私的鉴戒,魏王可以做为人君失权的鉴戒。从《春秋》的书写“葬原仲”和“翚帅师”的笔法来看,哦,圣人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
注释
符:兵符,其形如虎,故又称“虎符”。古代将帅出征时,由国君和将帅各执兵符一半,以后国君想调动军队时,须将国君所执的一半送至将帅处,与将帅所执的一半吻合后方能接受命令。
岌(jí)岌:极端危险。
平原君:战国时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曾任赵相,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其夫人为信陵君之姐。当秦兵围赵时,平原君曾多次派使者向信陵君求救,并以姻亲关系来打动其心。
谢:在这里是“请罪”之意,与现代用法不同。
侯生:侯赢,原为魏国国都夷门的守门人,后为信陵君家中门客。当平原君向信陵君求救时,他向信陵君提出窃符之计。
曷若:何如,倘若。
“如姬”句:如姬之父被人杀害,信陵君曾为之复仇,故如姬对信陵君深为感激
穰(ránɡ)侯:魏冉,秦昭襄王之舅父,曾任秦将军、相国,握有秦国军政大权。“穰侯”为其封号。⑨虞卿:赵孝成王时相国。他和魏国的魏齐曾为早年间的好友,其后魏齐遇难出奔,他为了帮助魏齐,竟弃官与之一起出走。赘旒(zhuìliú):旒,同“瘤”,多余的东西。
履霜之渐:《易经·坤》:“履霜坚冰至。”说明行路时如踏到霜,则冰天雪地即将到来。
葬原仲:原仲为陈国大夫,死后,其旧友季友(鲁国的公子)私自去陈国将其埋葬。孔子认为这是非礼的行动。翚(huī)帅师:鲁隐公时,宋、陈等国进攻郑国,宋国也要鲁国出兵,鲁隐公不同意,鲁大夫翚(即羽父)未得允许便帅师而去。孔子认为这是目无君主。

赏析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创作背景

  阅读本文时,应该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唐顺之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这正是一个“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的年代。君主大权旁落,宦官、奸臣交替把持朝政,因而作者为之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抒己见,在文章中以“借题发挥”的手段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唐顺之
  唐顺之(公元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抗倭英雄。 正德二年十月初五出生在常州(武进)城内青果巷易书堂官宦之家。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1560年四月丙申(初一)日(4月25日)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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