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

明代·杨慎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
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
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

译文与注释

译文

船儿停泊在，在烟波朦胧的锦江码头星桥旁边，朋友难舍我离去，惆怅地折柳相赠。
杨柳颜色仍绿，故乡却离我越来越遥远，前途茫茫的征人去往那荒凉之地了。
苏武被匈奴拘禁了十九年得以放还，又有谁从皇帝的身边为我带来赦免的诏书！
胡马越鸟尚且怀恋故士，自己此刻听着思乡之曲，又怎能不肠断心碎！

注释

锦津：指锦江发舟处，即望江楼附近，为刘善充对其送别处。
刘善充：作者友人，其事迹未详。
星桥：原成都西南西江上，又名“七星桥”。《华阳国志》：“（成都）西南两江有七桥。”杨雄《蜀记》：“星桥上应七星也，李冰所造。”
故乡遥：杨慎回云南贬所，故离故乡遥远。
征人：杨慎自指。大荒：指云南贬所。
苏武：西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不屈，被留十九年。十九年：此杨慎以苏武借指自己遭贬十九年。
“谁传”句：相传汉昭帝索求苏武不得，乃遗使者谓单于天子射雁上林中，得雁足帛书，言武等在泽，乃得放还。此处言“上林无书”，指自己还期渺茫，遭遇比苏武还坏。
“北风”句“：古诗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此处借喻自己遭遇还不如鸟兽。
蜀国弦：属乐府相和旧曲名。此指思乡之曲。

赏析

　　此诗前两句写叙别的地点，送行者的情谊；三四句写辞离故乡，远行边荒；五六句写感慨，借用苏武传札得归事，表达诗人对赦免的期待；最后两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全诗一气呵成，浑成自然，且情真意切，凄婉动人。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句道出刘善充为之置酒送行的地点和折柳赠别的情谊。“惜别”写内心感情，“愁攀”写外在动作。仔细传神，将诗人远行，朋友不忍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矛盾与苦涩，形象地勾勒了出来。杨慎久戍荒域，暂假归家又当长别。临行之际，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诗人不言自己的伤感，却写为之饯行的刘善充的情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朋友相别，常常折柳赠送以祝平安：“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跳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伤见路旁杨柳青，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此处虽亦是折柳送行，却不落俗套，读者既知所攀之树就是杨柳，又不与颔联的“青青杨柳”重复。

　　“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句写诗人行色之匆匆，戍地之荒凉遥远。“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朋友赠送的，带着故土芬芳、朋友情谊的杨柳颜色尚青，故乡的影子就越来越遥远了。“青青杨柳”暗示离别的时间很短，“故乡遥”以见诗人行程之快，行色之匆忙。“大荒去”，言诗人所去的地方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上句从诗人切身的感受落笔写故乡之远去，内心的恋与悲苦；下句从朋友的眼光所及着手，写诗人离去之迅速，所去之地的荒凉，朋友的惆怅。进一步反衬诗人内心的苦痛。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句用典自寓，抒发诗人渴求自由、渴求免的强烈愿望。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汉昭帝即位，使人求索不得，汉使谓单于曰“天子射猎上林中，得雁足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乃放还。”杨慎嘉靖三年谪成永昌，到此时正好十九年，尚无赦免的音讯，所以发出“谁传书札上林边”的呼救声，上林苑本是汉天子打猎的场所，此处借指明世宗。此意其呼救之声哀伤悲绝。。

　　“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句以动物的恋故土设喻，道出诗人无法排解、无法抑制的恋乡情愁。“北风胡马南枝鸟”，化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古诗十九首》）之句。舟中对酒，愁绪更浓，无法排解，无法述说，只好将柔肠寸断的满腔情愫，倾泻到那思乡恋土的蜀国弦歌之中。诗人借弦歌以抒胸，倾吐自己眷恋故土不欲离去的情感，哀绝婉转，催人泪下。

　　这首诗结构严谨，抒情写意真挚自然。诗歌由朋友的不忍别，想到马上会天涯相隔。再由戍地的荒凉，希望赦免还家。赦免无望更加依恋故土，最后是绝望悲歌声泪俱下。层层相转，感情一层浓于一层。

创作背景

　　公元1541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杨慎受聘回成都纂修《蜀志》（即《四川通志》），事靖还滇，至东泸因病又回成都。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杨慎病体康复，与内弟、妹夫同游青城山，去观看了新修的都江堰，后不久就取道江阳（今泸州）回滇，在他离蜀时，刘善充曾到锦江发舟处为他饯行，他在暂归故乡又当远行之时，心中无限依恋，写下了这首诗。

杨慎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