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二苏氏论六国徒事割地赂秦，自弱、取夷灭，不知坚守纵约；齐、楚、燕、赵不知佐韩、魏以摈秦：以为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纾。

　　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当是时，东诸侯之六国也，未有能愈于秦者也；其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强食而弱肉者，视秦无异也。兵连祸结，曾无虚岁。向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复增一秦也。惟其终不克为秦之所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灭。当苏秦之始出也，固尝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诚知其易也。使秦过用之，彼其所以为秦谋者，一忧夫张仪也。惟其不用，而转而说六国以纵亲，彼岂不逆知天纵约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时之富贵，幸终吾身而约不败。其激怒张仪而入之于秦，意可见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齐、魏之师已为秦出矣。夫张仪之辨说，虽欲以散纵而就衡，顾其言曰，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所以状衰世人之情，非甚谬也。彼六国相图以攻取，相尚以诈力，非有昆弟骨肉之亲，其事又非特财用之细也。而衡人方日挟强秦之威柄，张喙而恐喝之，即贤智如燕昭者，犹且俯首听命，谢过不遑，乃欲责以长保纵亲，以相佐助，岂可得哉！

　　所以然者，何也？则以误于欲为秦之所为也。六国皆欲为秦之所为，而秦独为之，而遂焉者，所谓得天助云尔。嗟夫！自春秋以来，兵祸日炽；迄乎战国，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六七君者，肆于人上，日驱无辜之民，胼手胝足、暴骸中野，以终刘于虐乎？其必不尔矣！是故秦不极强，不能灭六国而帝，不帝，则其恶未极，其恶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与六国之自为之也。后之论者，何厚于六国，而必为之图存也哉！

　　曰：“若是，则六国无术以自存乎”曰：“奚为其无术也。焉独存，虽王可也。孟子尝以仁义说梁、齐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