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译文与注释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而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而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而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注释

“尝谓”二句:尝,曾经。礼教: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的教育称为礼教。治政:治理政事,亦可解为政治。

大体:大致。归然:归于此,这里指归于礼教治政。

不文:没有文采。引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话,原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韩子”三句:韩子,指韩愈。作:兴起,出现。望:仰望,敬慕,这里有学习、继承的意思。百千年:言岁月久远,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年),其间相距一千二百余年。卓然:高超、高远的样子。《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师古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子厚”三句: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作者《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矣,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可畏:值得敬畏。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其实韩柳对文章内容、形式方面的要求都很重视。如韩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作者对韩愈经常说到“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是不太满意的,其诗《韩子》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原:同“源"。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托:借。

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作者在《上邵学士书》中说:“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在《张刑部诗序》中批评西昆体的作者。言:“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要之”二句:要之,总之。本:根本。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作者把文章的立意称为“本”,把表现形式称为“末”。曾在《与祖择之书》批评说:“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无悖于极。”

挟:持,怀着。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阿:曲从。

赏析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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