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仲氏气无前,为文思涌泉。飘然落笔地,时出疾邪篇。
杶干要经雪,骅骝行著鞭。凄凉悲故客,不及见华颠。
佛法方当恶剧时,偃溪笑里袖钳锤。不教管领千云衲,打彻头关更问谁。
属稿未须凤纸,兜罗稳称琼肌。宣文艳说女总师。
不数便便经笥。玉抱香词惯倚。珠胎消息还疑。画眉也不合时宜。
约略檀奴风味。
上滩如上天,下滩如入渊。逆流轑登阪,顺流箭脱弦。
船头俯啄骇,欲没却值槛。泉觱沸推船,直出群峰巅。
群峰两岸腾万马,骖騿左右相后先。不知轻舟随涡旋转不得住,翻疑袖有秦皇鞭。
回波乘间忽一驶,但觉众山倒走纷联翩。风帆篙橹弃不用,惟恃船头一人指总持挺名长年。
人生失足在快意,况乃四旁锐石相磨镌。垂堂之诫古所凛,宗壳豪语非万全。
螺女江头幸出险,喜见船人酌酒企脚皆高眠。
儿眠儿眠娘意快,宽我刹那抱负债。高声不许奚奴諣,急驱狼虎看门前,醒来定有豌饧卖。
才听㞒鼾防嚏咳,儿兮儿兮莫□赖。寣寣哑,誽誽讴。
书君悬针垂露之,奇篆写君离鸾别鹤之悲吟。忠魂缥缈去已久,但有贞珉一片知君心。
当年此石诚非偶,滃郁春云落君手。用之愈久德愈全,合伴书窗为益友。
鸦咋岭,鬼门关,孑然书剑来猺蛮。山魈狰狞伏洞里,巨蟒睒睗悬林间。
砚乎辛苦定同历,幸不弃置埋榛菅。不然军中时草檄,掷笔悬空飞霹雳。
丹心耿耿长不磨,愿与东南支半壁。颓城一角阴云愁,日影惨淡悲清秋。
奇才岂仅屈宋并,毅魄直同张许游。片石犹存岂君意,悔不烽尘遭破碎。
砚池点点浮青痕,尚似忧时贾生泪。桥亭字,墨妙碑,此砚与之应并垂。
忽忆旧时好琴癖,画有同嗜安能一一搜剔全无遗。
我来摩挲看款识,闲对遗踪思往事。洗处曾来虞苑游,捧时定合青琴侍。
君今骑鹤归太虚。砚亦转徙经燕吴,愿祈六丁下摄取,永镇朱明洞府神仙都。
碍处非墙壁,通处没虚空。双关俱透彻,别是一家风。
灵泉渟滀西神麓,流作方圆双沼玉。雨积轻翻落红香,烟际细浮寒藻绿。
被谁搥破老云根,洞中一滴常相续。绎络银瓶汲绠催,纷纷过客花间逐。
晚来山月挂高林,月下无人更芬馥。我独携筇踏月游,仰视九峰螺髻矗。
绮塍行尽到山门,钟磬悠然出疏竹。渡江五马绝无踪,惟见苍苔绣颓屋。
三千珠履尽成尘,空留碑谒枕山足。从兹访古纵幽探,一径流泉秀群木。
乍逗岩腰冰雪凉,旋穿石逢龙鸾蹙。漪澜堂畔响潺潺,桑苧祠前声簇簇。
俯看泉心月一轮,荡漾清光悦尘目。汲来松下和月煎,小瓶蟹眼汤初熟。
茗折紫芽泛玉瓯,味滑而甘胜醽醁。茶经向说惠山泉,共传有锡藏山腹。
谁知此泉山钟秀,终古澄泓任挹掬。元气上与银河通,泻出鹂珠千万斛。
散作百里清凉雨,水田香稻资灌沃。卫工驿递事久停,流落人间乃绝俗。
瀑布兰溪何足数,远过中泠并康谷。中泠疑是浪传名,涓涓一勺江心伏。
康谷廉泉品纵佳,安得如许清且淑。我谓此泉真第一,泄若瑶池水常渌。
势如飞雪出山背,响如孤琴鸣涧曲。幽如严光隐钓台,高如邓子栖白鹿。
岩深寒月照还空,独坐泉边夜气肃。观泉欲探众妙机,九龙山下应卜筑。
可恨乃题第二坊,惟怪当年张与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