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十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平生处闺闼,不识门与逵。孤魂荡幽邈,广野将畴依。
旧国踰山河,反葬路逶迟。寥寥禅宇空,亹亹芳序移。
死去长已矣,徒令生者悲。
上谒军门宜杖策,谁为兵家分主客。猛将翻乘下濑船,幽人退整登山屐。
山泉闻似百花潭,山曲盘回十里岩。丘壑夔龙人太息,那将捷径比终南。
吾邦旧事论三癖,佳处还堪记游历。深讥表饵误朝廷,急赞烝尝安庙室。
避地来居水绕村,凫鹥哺子竹生孙。苜蓿堆盘从野食,人爱当年二千石。
缥缈韶钧动尚方,群工分候紫微傍。伶官舞戏鱼龙队,力士班联剑佩光。
气协乾坤知应感,瑞呈麟凤待呈祥。拟从既醉歌周雅,万国承恩奉一王。
高人岂作置书邮,尽弃函封向石头。故迹不随烟草没,遗风长与大江流。
悲台鹰下不云暮,别国龙回岳雨秋。君过渚傍须舣棹,题诗相寄莫沈浮。
一百五日寒食雨,风光别我苦吟身。尚书气与秋天杳,同是天涯沦落人。
旋规旸谷敌霜天,掩映金乌上紫烟。困睡不愁挥瓮肘,坐吟无复耸诗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