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言史(约公元742年至813年间),唐代诗人。藏书家,赵州邯郸人。约公元742年至813年间,约自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宪宗元和八年间在世。少尚气节,不举进士。与李贺同时,工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能比。亦与孟郊友善。初客镇襄,尝造节度使王武俊。武俊好词艺,特加敬异卒后,葬于襄阳。孟郊作歌哭之。言史著有歌诗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曾旅游金陵、潇湘、岭南等地。王武俊任成德军节度使时,颇好文学,为之请官,诏授枣强县令,世称“刘枣强”,但未就任。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小雨清尘,微阳催暖,暗绿天涯烟草。花随燕堕,客为莺来,幽径乱红难扫。
惆怅朱檐画廊,如此芳时,倚栏人少。剩隔溪蝴蝶,参差装点,夕阳词稿。
曾记得、陌上寻钿,湖边沽酒,艳说苏堤春好。罗裙梦里,玉板尊前,忽忽旧愁颠倒。
重听清歌曼声,振触无聊,那回情抱。况东风亭馆,飞残香絮,柳阴深了。
夜梦东南五色云,晓闻使者已临门。府中重遣年前赐,幕下多承望外恩。
芝草暖霞浮露綵,藕丝秋水织霜痕。何因得侍西园宴,宫锦淋漓献寿樽。
少年本六郡,遨游遍五都。插腰铜匕首,障日锦屠苏。
鸷羽装银镝,犀胶饰象弧。近发连双兔,高弯落九乌。
边城多警急,节使满郊衢。居延箭箙尽,疏勒井泉枯。
正蒙都护接,何由惮险途。千金募恶少,一挥擒骨都。
勇馀聊蹴鞠,战罢暂投壶。昔为北方将,今为南面孤。
邦君行负弩,县令且前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