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诸公秉国均,诏条先请惠吾民。孤雏腐鼠何劳逐,准拟朝廷政事新。
一官垂老如鸡肋,百口长贫借鹤粮。犹有开元旧时曲,锦袍牙笏再登场。
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乌、白鸜鹆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
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
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鹜,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汩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
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