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外千座灯山高高耸立,无数宝烛点燃,到处彻亮通明。令人特别欣喜的是,君王的车驾来到了端门。
天上团团明月,留住清光专为把今夜辉映,人间一派祥和之气,春意在花中停留。
要知为什么普天共祝君王长寿,只因四十多年对百姓惠爱至深。
上元:元宵节。应制:应皇帝之命写诗作文。
千峰:指灯山。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为灯山,“山启上皆画神仙故事”。宝炬:犹言宝灯、宝烛。森:众盛貌。森:排列耸立。
端门:宫殿的正门。翠华: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旗帜,用作皇帝的仪仗。此制皇帝的车驾。翠华:用翠羽饰于旗竿顶上的旗,为皇帝仪仗,此处代指君王。
宸游:帝王出游。三元:农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为上元、中元、下元,合称三元。此处指上元。
清光:清亮的光辉,这里指月光。
阁:同“搁”,停留。
春阴:春天时的花木荫处。
华封祝:即华封三祝。传说华州封人祝帝尧长寿、富有、多男,后人称为华封三祝。
“四十”句:宋仁宗在位共四十三年,多有惠政。惠爱,恩惠慈爱,此指对民众的惠爱。
这是一首应制诗,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
皇帝出游,仪仗威严。因为是夜游,又是元宵灯节,所以皇帝的仪仗队打着高高的宫灯,挑在皇城的城墙上,隔着护城河看过去,就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一句“高列干峰宝炬森”将这种千灯并举,簇拥出无上皇权的景象烘托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派显赫威严之下,百姓平日难得一见的天子来到午门,与民同乐。“端门方喜翠华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片喜气之中,午门迎来了皇帝的亲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正契合了仁宗的那句“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代表,“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他在新年的临幸为百姓带来了祥瑞之气,百姓也要纷纷向他们的皇帝问候与祝福,“华封祝”是一个典故,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百姓对皇帝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要知尽庆华封祝,四十余年惠爱深。”要知道百姓之所以这么爱戴自己的皇帝,是因为他们沐浴了皇帝陛下四十多年的恩泽。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当时蔡襄正担任着他的宰相。他的这首应制诗虽然不乏奉承之语,但全诗文气流畅,庄重典雅。
皇帝在这一日站在皇宫门楼上接受百姓的瞻仰,是表示自己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而自己则愿意与民同乐。这在古代并不稀奇,很多皇帝都用同样的方式安抚过民众。蔡襄的这首作品,全诗用了很多歌颂性质的字眼,大概人们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而皇帝尤其是这样的人,所以这首诗里的字词有带着阿谀奉承的嫌疑。像“千峰高列”,“宝炬”,“方喜”,“宸游”,“万众心”,“搁光阴”,“尽庆封祝”,“惠爱深”,这些词很夸张,很难说百姓真有这样深的感恩之心,四十余年中仁宗真的就老是为百姓着想。
蔡襄的诗水平一般,只是应制之类作得多些,声名传出去竟有了蔡公善诗文的说法。应制诗一定得合皇帝的意,不能风头盖过了皇帝。这样题材的诗,向来是难免使人笑话的。臣子唯唯诺诺站在皇帝宝座下,尽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战战兢兢,生怕诗做不好,轻得不受倚重,重得丢掉性命,那么只好拣好听的话说了。时间一长,于是这样的诗歌就好像从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流传得也自然多了,久而久之竟造就了蔡公善诗文的佳话。
宋代阮阅的《诗话总龟·纪实门》记载说,仁宗于正月十四日上御楼,派中使传宣从官说:“朕非好游观,盖与民同乐。”翌日蔡君谟献诗,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交代的十分详细。
西陆动凉气,惊乌号北林。
栖息岂殊性,集枯安可任。
鸿鹄去不返,勾吴阻且深。
徒嗟日沈湎,丸鼓骛奇音。
东海久摇荡,南风已骎骎。
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阴。
众情嗜奸利,居货捐千金。
危根一以振,齐斧来相寻。
揽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
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
旭日照寒野,鸒斯起蒿莱。
啁啾有馀乐,飞舞西陵隈。
回风旦夕至,零叶委陈荄。
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
绣绷儿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驱群胡。阿环锦袜无寻处,一夜惊眠摇帐柱。
朔方天子神为谋,三郎归来长庆楼。楼前拜舞作奇祟,中兴之功不赎罪。
日光玉洁十丈碑,蛟龙蟠拿与天齐。北望神皋双泪落,祇今何人老文学。
交臂神峰未一登,梦吞丹篆亦何曾。丈夫三十愧前辈,识字游山两不能。
散发长吟縠水边,吹烟唾月小游仙。也知紫阁双扉梦,不破青溪半枕眠。
避客偶然抛竹屦,邀僧埘一上花船。无心更著红衫去,学得寒灰苦未禅。
天下为家,大梁受命。眷求一德,惟烈无竞。仪刑哲王,元良诞庆。
灼灼明两,作离承圣。英华外发,温文成性。立师立保,左右惟政。
休有烈光,前星比盛。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 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