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往年,我乘船南下,停泊在汴水边,逆风刮了三天,黄沙阵阵扑面。
船上的舟子都劝我去向僧伽寺祈祷,果然,一炷香还未烧尽,旗子已哗哗向南舒卷。
船走得快如飞箭,转眼间长桥失去了踪影,到龟山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
最高尚的人从不厚此薄彼,我呢,满足了自己的私心,为得到顺风而欢欣。
耕田的人要下雨,收割的人要晴天;离去的人要顺风,来的人又对逆风抱怨。
如要让人人祈祷都如愿,老天爷岂不是一天要万化千变?
能走得快些固然很好,走不了也无所谓不便。
每次到这里都去求神,神一定也感到厌倦。
往昔韩愈诗所说拔地三百尺的高塔,如今见到的已不是澄观苦心经营所建。
僧伽塔啊,你若不嫌我带来的俗尘玷污了你的丹梯,请让我登上你,饱览群山环绕下的淮河两边。
⑴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僧伽(qié):唐高僧,西域何国人,俗姓何。龙朔初入中原,卒葬泗州,建塔供养,即僧伽塔。
⑵汴:汴河,在徐州合泗水东流入淮。
⑶旗脚转:指改变了风向。
⑷长桥:在泗州城东。
⑸龟山:在泗州东北的洪泽湖中。传大禹治水获无支祁,镇于此。
⑹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这里指僧伽。
⑺便:便利。
⑻刈(yì):收割。
⑼遂(suì):如愿,顺意。
⑽悠悠:遥远莫测。
⑾“退之”二句:指韩愈《送僧澄观》诗。僧伽塔遭水漂火焚,贞元十五年由僧澄观重修,为著名建筑师喻浩所设计。韩愈诗纪建塔始末,中云:“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抉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藉藉。”澄观,唐代名僧,曾重建僧伽塔。
⑿俗士:出家人目中的普通人,是作者自指。丹梯:指塔中的梯子。
⒀淮甸:指淮河一带地区。甸,城外名郊,郊外名甸。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州通判任,路过泗州僧伽塔,作了这首诗。一说此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时作者奉命移知湖州,经过泗州。
一帘芳树绿葱葱,胡蝶飞来觅绮丛。雪白荼蘼红宝相,尚携春色见薰风。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