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由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由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由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由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由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由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由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由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由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相从彭门百余日”的苏辙打算离开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告别。苏轼“以其语过悲”,便写下了这首和作,对其弟加以宽慰。
我如老屋人多阅,肮脏如君真可悦。长涂未骋驹伏辕,窘步无堪鲋依辙。
诸贤衮衮位华显,独子栖栖困岩穴。何妨虎子聊一探,况是龙泉未虞缺。
前时羹稀客告去,尔日瓶空粮又绝。不缘闵已赋牢愁,独为伤时拭清血。
燕颔食肉骨素奇,龙额封侯计非拙。勉旃矍铄出据鞍,收卷毛锥从此决。
求田莫问湖海士,得志付与闾阎儿。黄花满把一尊酒,欲话此意非君谁。
赵国弃鸣犊,孔圣为之回。西伯善养老,伯夷以为归。
驰驱西楚郊,徘徊太皞墟。周汉多封君,不祀既忽诸。
三坟基皇德,八索总道枢。若人岂欺我,虞夏亦典谟。
万里如浮云,古风讫无馀。往矣不可追,喟然为踌躇。
